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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临床角度看待多特异性抗体的发展(上)

来源:生物制药小编 2026-02-26
多特异性抗体(MIGs)是肿瘤免疫治疗的核心变革力量,全球已有501个候选药物进入临床开发,其中86%聚焦肿瘤(实体瘤76%/血液瘤24%)。技术路线分两大阵营:无Fc片段型(占11%)以分子量小、渗透快为特点,但需半衰期延长改造(如安进BiTE、纳米抗体串联);含Fc型(占79%)通过Fc工程化延长半衰期并调控效应功能(沉默/增强)。生产核心难题——重链错配与轻链错配——已通过凸起-孔洞(KiH)、CrossMab、电荷配对、Fab臂交换(FAE)等策略解决。机制上MIGs分为T细胞衔接器(TCE)(41%靶向CD3)和免疫检查点组合两大类,并衍生出条件性激活、多价态设计等前沿方向。世界卫生组织自2021年起以 “-mig” 后缀统一命名,标志其独立成药时代的确立。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双特异性及多特异性免疫球蛋白(Multispecific Immunoglobulins, MIGs)已成为临床肿瘤学和免疫治疗领域最 具变革性的治疗性生物制剂之一。这些分子能够同时或连续结合两个或多个不同的抗原或表位,从而实现了传统单克隆抗体无法达到的作用机制。

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区分这类新兴药物,世界卫生组织在2021年更新了药品命名规则。从此,所有多特异性抗体的国际非专利名称(INN)都以“-mig”结尾(源自“multispecific immunoglobulin”),取代了过去统一使用的“-mab”。这也标志着多特异性抗体大时代的正式到来。

最近发表于mAbs上的一篇文章详细梳理了这些多特异性抗体的发展历史和技术开发潮流,本文将对该内容进行简单梳理,上篇将专注于多特异性抗体的历史发展和抗体改造类别。下篇将专注于临床实战中对多抗的应用和具体格式。

历史的跨越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科学家就萌生了制造双特异性抗体的想法。不过真正付诸实践是在20年后,研究人员通过化学方法和杂交-杂交瘤技术将两种不同的抗体强行粘在一起,早期的实验性构建才得以实现。更是由此诞生了史上第一个上市的双抗Catumaxomab(CD3/EpCAM双抗,曾一度退市后又上市)

然而,由于制造问题、免疫原性、毒性及有限的治疗效果,这些初步原型在临床转化上遭遇了重大挑战。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90年代,重组DNA技术的成熟为抗体工程带来了曙光。2014年,首 款重组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BiTE)Blinatumomab(靶向CD19和CD3)获批用于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证明了这类药物的临床可行性与疗效,也证明了多特异性抗体已经实现了可规模化生产。自此以后,多特异性抗体领域进入了爆发式的快车道。在已获批的20款多特异性抗体中,有17款是在过去4年内获批的,临床管线正在近几年来急速扩张。

Table 3.Approved multispecifc immunoglobulins

治疗的现状

据统计,全球已有501个MIG候选药物进入临床开发阶段,共识别出146种不同的靶点,组合成212种不同的靶点组合。大多数公司有1-3种MIG在开发中,12家公司有5-7种,4家公司(信达生物、强生、再生元、罗氏)有10种或更多MIG在临床试验中。

在这些项目中,绝大多数(86%)聚焦于肿瘤治疗,其中实体瘤占76%,血液瘤占24%。,如果以作用机制作为区分,这些抗体则可以被分为两大类:TCE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组合。

其中TCE又是最多的,TCE多抗一边靶向靶标蛋白,一边靶向T细胞受体,可以激活T细胞杀伤靶标。CD3是最广泛使用的靶点结构,出现在41%的MIGs中,主要用于T细胞衔接。

而另外一类中,则常常是靶向多个不同的免疫检查点,或者是一个免疫检查点和共刺激信号的组合来加强免疫应答。PD-1、PD-L1、CTLA-4等免疫检查点就属于这种热门靶点,常与其他免疫调节靶点或肿瘤相关抗原组合使用。

而除了这两大类之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其他组合,如通过同时阻断生长因子受体及其配体或下游信号通路,抑制肿瘤生长。还有利用MIGs的双特异性或三特异性,实现化疗药物或放射性同位素的精准递送。

有Fc大胜无Fc

从技术路线来看,有无Fc片段是区分其分子结构的重要归类方法。

无Fc片段型多抗的优势是分子量小,渗透快,没有传统抗体的Fc恒定区片段,,但缺点是半衰期短,需要持续输注。常常需要进行白蛋白锚HSA改造来增长半衰期。

Fc-less multispecific immunoglobulin formats

这类MIGs占了总数的约11%。

其中又以连接方式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类别,比如说安进的BITE Blinatumomab属于典型的串联scFv,两个scFv通过短肽连接。一端抓肿瘤细胞(CD19),另一端抓T细胞(CD3),强制两者形成免疫突触。但其半衰期仅2小时,患者需佩戴便携泵持续给药。

获批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Ozoralizumab则属于纳米抗体串联(sdAb³)本身由三个纳米抗体串联,而两侧识别TNF-α,中间识别HSA以延长半衰期。

为了解决TCE的脱靶问题,一些研究人员还设计了条件性CD3结合位点,例如AMX-818在CD3结合位点包裹了可被肿瘤微环境蛋白酶切开的XTEN多肽,在人体循环中AMX-818会保持惰性,到达肿瘤后才暴露活性,这种设计使猴子的最大耐受剂量提升200倍。

含Fc型多抗则保留了天然IgG的Fc段,这类多抗是目前开发的主流约战79%,这类多抗可通过FcRn介导途径获得较长的半衰期,通常只需每周或每几周给药一次,大大提升了患者依从性,药物稳定性也好,易于规模化生产。

Fc-comprising multispecific immunoglobulin formats

不过Fc段也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免疫效应功能(如ADCC、CDC),所以一般会通过Fc段工程化沉默或降低效应器功能来解决过度激发免疫的问题。这些沉默策略包括使用天然低效应功能的亚型:如IgG2、IgG4在Fc段与Fcγ受体、补体C1q结合的关键区域引入突变,大幅削弱或消除相互作用。IgG1的L234A/L235A突变也是经典方案。在LALA基础上增加其他突变,如P329G(LALA-PG,能几乎完全消除效应功能)、D265A、N297A(去糖基化)等则能做到增强型沉默的效果。

还有一些策略则会专注于将IgG1的CH2域替换为IgG2的,或突变糖基化位点(N297)对于一些需要借助免疫细胞(如NK细胞、巨噬细胞)直接杀伤靶细胞的抗体,则会进行“Fc效应功能增强”工程,如通过去岩藻糖基化(afucosylation)来增强ADCC活性。

此外,Fc段也是调节半衰期的主要杠杆。通过引入如YTE(M252Y/S254T/T256E)、ML-NS(M428L/N434S)等突变(Xtend技术),ATC系列(如N434A、Y436T、Q438R、S440E等组合),可以增强抗体与FcRn在酸性环境(如内吞体)的结合,从而更有效地被回收至血液,将半衰期从数周延长至数月。

不过,并非所有Fc突变都用于延长半衰期。例如,Faricimab(已获批用于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nAMD]和糖尿病性黄斑水肿[DME])采用I253A/H310A/H435A三突变,反而削弱了FcRn结合,导致其皮下生物利用度降低——这种“缩短半衰期”策略在某些需要局部作用或快速清除的场景中反而有益。

如何解决错配问题

生产双特异性IgG面临两大挑战:

一是重链问题,如何让两条不同重链配对;

二是轻链问题,又如何确保每条轻链只配对其正确重链。

在一个细胞内表达所有四条链可导致形成16种不同组合,其中只有2种是双特异性的。

一种直接方法是化学偶联两种不同的单特异性抗体,例如IgG或Fab片段。这种双特异性偶联物特别用于早期临床试验,但大多数未进一步继续,不过现在确实也有人在这么干,这些抗体由肿瘤靶向抗体和CD3结合抗体组成。这些TCEs在体外与患者来源的激活T细胞预孵育,导致双特异性抗体武装的激活T细胞(BAT),被注射回患者体内。因此,T细胞在体外用双特异性抗体装载。这几种MIGs,通常选的靶点是EGFR、HER2或CD30,临床上处于I或II期临床研究。

另外一大类策略则主要专注于如何确保异源二聚化

Table 1. Heterodimerizing fc variants.

这类策略其中之一会利用Fab臂交换(FAE),FAE是在IgG4分子中发现的天然发生过程,这会导致两个抗体之间半抗体(HC/LC)的交换。该交换的关键决定因素是核心铰链区的S228残基和IgG4 CH3域的R409。这里先分别生产其他两种抗体,随后通过涉及mild还原条件的过程在两种IgG之间交换半抗体。为促进异源二聚体组装和定向交换,在CH3域引入匹配突变,IgG4铰链区的Ser228突变为脯氨酸以防止体内交换

重链问题还可以进一步通过在CH3域引入强制异源二聚体组装并避免同源二聚体形成的突变来解决。这种就是类似钥匙和锁孔之间的匹配,其中一个Fc的CH3域制造“凸起“(T366W),另一个制造“孔洞”(T366S/L368A/Y407V),通过空间互补强制异源二聚。

另外还有借鉴其他免疫球蛋白(如IgA)或T细胞受体的结构域,设计出具有天然异源二聚倾向的Fc。

而在轻链问题的解决中,就有轻链共用策略,让两条重链共享同一条轻链,彻底消除错配可能。

还有电荷策略,在两条轻重链上引入相反电荷(如DEKK:D351/K351与E366/K366),通过静电引力促进正确配对。

最后还有CrossMab策略,这种策略将一个Fab臂的重链恒定区(CH1)和轻链恒定区(CL)进行互换。这种错位设计使得交叉后的Fab臂无法与普通重链配对,从而保证了正确的组装。

最后一种策略是IgG改造

设计者们可以事先造好一个普通的(或双特异性的)IgG骨架,然后在其N端或C端融合上额外的结合单元(如scFv或纳米抗体)。这样就能轻松构建出2+2、2+1甚至更复杂的价态结构。

例如,已获批的格洛菲妥单抗(Glofitamab)就是一个2:1结构的T细胞衔接器,它有两个结合CD20(肿瘤抗原)的位点和一个结合CD3(T细胞)的位点,这种不对称设计能有效增强对肿瘤细胞的亲和力和杀伤效力。

参考来源:

Brinkmann, U., & Kontermann, R. E. (2026). The making of multispecific immunoglobulins – a clinical perspective. mAbs, 18(1). https://doi.org/10.1080/19420862.2026.261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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