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中美先后在贸易与技术领域推出限制措施,引发了对于中国创新药出海前景的担忧。读懂双方针对“创新药出海”与“原料药/制剂出口”所采用的不同政策工具,规避风险,是制药人当下面临的课题。
一、美国端:采购禁令与关税并行,创新药出海受间接传导
美国对华医药相关限制集中于联邦采购准入、供应链审查与关税三个层面,直接针对创新药产品本身的进口禁令较为有限,但其传导效应不可低估。
1. BIOSECURE Act(《生物安全法案》)
《生物安全法案》于2025年12月18日正式生效。该法不直接禁止药品进口,而是切断联邦采购与资金通道:禁止联邦机构向“受关注生物技术公司”(BCCs)采购生物技术设备或服务,禁止联邦合同主承包商或分包商在履约中使用BCCs的设备或服务,并禁止联邦贷款或补助金接受者将资金用于此类采购。
影响:仅适用于国防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Medicare和商业保险不在该条款直接覆盖范围内。
2. 232药品关税与301关税
依据232条款,美国自2026年4月2日发布总统公告,对专利药及其活性成分(API) 加征100%关税,对附件三所列企业120天后生效、其余企业180天后生效。
影响:仿制药、生物类似药及相关成分目前不适用该关税,但明确“一年后重新评估” ——这不是永久豁免,而是一个政策窗口。对于以仿制药、生物类似药对美出口为主的中国企业,当前仍适用零税率,但政策方向是收紧的,不宜将“暂免”等同于“长期安全”。
2026年7月,新“强迫劳动”301关税对中国额外加征12.5%,各类药品制剂和原料药税号获豁免,绝大部分医疗器械则未获豁免,如医用手套,注射针筒等。
3. 66-40号进口禁令(Import Alert No. 66-40)
对于拒绝、拖延或限制检查的境外企业,FDA可实施“无需现场查验直接扣留”,监管模式从现场检查为主转向现场检查、远程资料核查与进口扣留联动。
2026年8月,FDA在对圣诺制药进行现场检查后,依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第704(b)条向其签发了Form FDA 483,载明8项观察项,涉及关键质量属性识别、污染控制与质量体系治理等环节;圣诺制药于9月17日提交了初始整改回复,但FDA尚未作出OAI(官方行动指示) 结论,也未发出警告信。
这里须区分两个不同的进口警示:第66-40号Import Alert的全称是“Detention Without Physical Examination of Drugs From Firms Which Have Not Met Drug GMPs”,触发基础是企业被认定不符合cGMP;第66-79号则针对“Foreign Establishments Refusing FDA Inspection”,触发基础是拒绝接受FDA检查。
4. GLP-1原料药“绿色清单”(Import Alert 66-80)
Import Alert 66-80是针对GLP-1受体激动剂类原料药的反向准入机制,俗称“绿色清单”。66-80规定,未列入其绿色清单的GLP-1原料药,在入境时原则上直接适用“不经实物检验即行扣留”(DWPE);只有经FDA检查或评估、被认定符合标准的企业和产品,才被列入绿色清单,从而豁免DWPE。
5. 1260H清单(中国军工复合体清单):
1260H清单由美国国防部发布。2026年6月8日更新后共计纳入188家中国实体,认定范围已超出传统军工,扩展至更广泛的科技与产业领域。列入该清单虽不直接触发进口禁令,但会限制美国国防部及其承包商与之交易,并产生显著的声誉与供应链传导效应。
上述BCCs认定主要通过国防部1260H清单衔接,OMB(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须在2026年12月18日前发布完整名单,经该程序认定的实体享有五年过渡期。
2026年6月,药明康德被列入1260H清单后,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于8月批准其初步禁令申请,暂时阻止该认定即时执行,但法律框架本身的约束力并未消除。
6. UFLPA实体清单
2026年7月31日,DHS/CBP将43家中国实体新增列入UFLPA实体清单,总数升至187家,明确涵盖制药公司,禁令自2026年8月3日起生效。
UFLPA适用可反驳推定:清单实体生产的货物被推定禁止进入美国,进口商须以“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不存在强迫劳动方可通关。对于原料药和药用辅料出口企业,这意味着供应链溯源文件的完备性构成一条独立于关税和FDA执法之外的合规线。
7. COINS Act下的生物技术对外投资NPRM(对外投资安全计划/OISP修订)
美国财政部2026年10月22日发布的规则制定通知(NPRM),旨在落实《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案》(COINS Act),将生物技术增列为“禁止技术”类别,并把美国主体对涉及中国生物技术企业的特定投资纳入监管。受规管的交易形式包括股权收购、可转换为股权的特定债务融资、设立合资企业,以及作为有限合伙人对非美集合投资基金的出资。
这一范围意味着,以股权为纽带的交易——NewCo中保留股权、直接股权投资、合资利润共享,以及“授权叠加股权”的复合结构——将直接落入禁止或申报义务范围,美元基金对中国Biotech的一级市场股权投资通道随之收窄。
上述限制措施对中国创新药出海的影响需要分层判断:
1. 当前中国创新药出海的主流路径是License-out,而非药品直接出口。2025年中国创新药BD出海授权交易总额约1356亿美元、首付款约70亿美元,美国是首要交易目的地。BIOSECURE Act与1260H清单并不直接禁止License-out交易,但其效应通过合作方合规审查传导:美国生物制药企业在选择中国伙伴时,须评估自身联邦合同、拨款或贷款是否可能因交易结构而触发BCCs限制。这意味着交易确定性下降、尽调周期可能拉长、平台型技术授权面临更严格的架构设计需求,而非交易本身被法律禁止。但受到《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案》的执行压力,未来股权投资形式的交易将被禁止或面临额外审查。
2. 相比之下,原料药、未来仿制药制剂出口直接暴露于关税与FDA执法风险之下,与创新药License-out所受冲击的性质截然不同。
二、中国端:技术出口管制聚焦前沿平台,License-out模式留有便利通道
1. 中国的对美限制工具以技术出口管制为核心,制药行业并非当前列管的重头,但生物医药技术正被纳入精细化管理的范畴。
2026年10月16日,商务部、科技部第48号公告,就修订《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公开征求意见,拟在生物医药领域增列5项技术,集中于细胞和基因治疗、小核酸药和病原微生物方向;以License-out方式对外授权、技术平台所有权仍保留在中国境内的交易结构,在正式目录实施后适用自动许可等便利措施;但需要注意,临时登记阶段(2026年10月16日至正式目录实施),“境内技术授权境外使用”明确属于需登记的情形,该义务已经生效,与自动许可便利分属不同阶段,不可混同。上述技术目录修订不涉及原料药、仿制药或已上市药品的出口,也不改变大多数跨境License-out交易的可执行性。
因此,中国修订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真正影响在于:纯粹以“卖断式”技术转让换取短期现金回报的路径受到压缩,而保留中国侧技术所有权、通过授权与里程碑结构实现价值变现的模式获得制度认可。对于以CGT、小核酸为核心管线的Biotech而言,这意味着在与MNC谈判时需要将技术所有权归属、平台使用权边界、跨境数据与样本流动纳入交易架构设计,而非简单套用传统License-out模板。
竞争格局层面,中国在CGT与核酸药物领域的平台型技术若被纳入禁止或限制出口范围,可能促使部分跨境合作向技术授权而非技术转让迁移,同时使拥有境内平台所有权的企业在中长期议价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位置——但这一效应取决于最终目录的设定与执行,不宜过度前置判断。
2. 反制关税与不可靠实体清单则从另一方向施加影响。2025年中美关税交锋中,中方反制税率一度升至125%,医药行业并未获得制度性的全面豁免。不可靠实体清单方面,因美纳(Illumina)于2025年2月被列入,2025年3月4日起禁止其向中国出口基因测序仪。
对制药企业而言,合规排查应区分三条线:
1. 产品线:关税税号与FDA注册/检查状态
2. 交易线:License-out架构是否触发技术出口登记或BCCs传导、股权投资形式的交易将被禁止或面临额外审查。
3. 供应链线:UFLPA实体清单与原料来源溯源
在两国政策均处于动态调整期的背景下,提前合规设计交易架构,从长远看将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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